浅议公共场所安全责任边界——从四起典型案例看“安全保障义务”的司法裁量

案例一：某知名甜品店摔伤案

2019年7月，一名女性顾客在上海市中心一家高端甜品店消费后离店时，于门口台阶处踩空摔倒，导致左足骨折。该台阶与地面颜色、材质一致，仅通过顶部射灯投射“注意台阶”字样作为警示。顾客认为，射灯标识易被前方行人遮挡，且雨天湿滑未设防滑措施，店方未尽安全保障义务；店方则辩称，监控显示顾客出店时低头查看手机，系自身疏忽所致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台阶处射灯标识亮度高、反差大，具备显著性；监控亦显示顾客手持手机、低头踩空，并非滑倒。据此认定店方已设置合理警示，顾客因未履行自身注意义务导致损害，驳回其全部诉请。

评析：本案核心在于“警示是否充分”。法院未因“颜色一致”而苛责管理者，亦未因“雨天”推定地面必然湿滑，而是以监控为据，强调“显著性”与“因果关系”的举证责任。其隐含立场是：公共场所管理者只需达到“合理注意”标准，而非“绝对安全”标准。

案例二：某三甲医院地毯致摔案

2019年8月，一名六旬女性前往上海某三甲医院探病，在一楼大厅被翘起的地毯绊倒，致右三踝骨折并构成十级伤残。监控显示，事发前两分钟，运送平板车经过导致地毯拱起，院方未及时修复。原告主张院方未尽管理责任；院方则称地毯拱起时间极短，无法预见，且原告行走时与人交谈未注意脚下。

法院认定，院方对设施未尽及时巡查、修复义务，存在管理瑕疵；但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在人流密集区域未注意地面情况，亦应承担主要责任。最终判决院方承担30%赔偿责任，涵盖医疗费、残疾赔偿金、精神抚慰金等共计6万余元。

评析：本案体现“过错相抵”原则的精细化适用。法院并未因“公共场所”而一味倾斜保护受害者，而是通过视频还原事故经过，以“时间极短”限制管理者责任，以“未注意脚下”强化个体注意义务。30%的赔偿比例，实质是司法对“风险共担”的量化表达。

案例三：大悦城影院摔伤案

2021年10月，一位65岁女性在上海某商圈影院观影后，乘自动扶梯下行至十楼，因扶梯出口处存在两级落差台阶，踩空摔倒致右肱骨骨折，构成十级伤残。影院与商场管理方均辩称，台阶处设有黄黑警示条、警示牌及语音提示，已尽义务；且原告自身回头张望、未扶电梯，存在过错。

法院认为，虽设置警示标识，但扶梯与楼层落差设计本身存在不合理瑕疵，构成安全隐患。影院作为实际使用者、商场作为管理者，应共同承担30%赔偿责任，赔偿原告医疗费、残疾赔偿金、精神抚慰金等共计5.9万余元。

评析：本案关键在“设计瑕疵”与“警示不足”的区分。法院未因“有警示”而直接免责，而是进一步审查“隐患是否合理消除”。其传递的信号是：警示标识仅是“最低要求”，若场所设计本身存在“不必要风险”，管理者仍需担责。这是对“形式主义合规”的否定，体现了“实质安全”审查倾向。

案例四：行人闯红灯被撞案

2023年5月，一名73岁女性推自行车闯红灯横穿马路时，被一辆右转小客车撞倒，致重度颅脑损伤，构成一级伤残（植物人状态）。交警部门最初认定司机全责，但保险公司调取监控后指出行人存在明显过错。法院经审理，推翻事故认定书，重新划分责任为“同等责任”，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与商业险范围内赔偿107万余元，司机个人另赔偿6千余元。

评析：本案突破了对“行人即弱者”的思维定式。法院以监控为据，还原行人闯红灯、司机未减速的“双向过错”，并据此调整赔偿比例。其背后逻辑是：事故责任划分应回归“行为与后果”的因果关系，而非“身份保护”优先。这对未来类似案件具有示范意义——“弱者”身份不能成为免责金牌，规则中立才是交通安全基石。

综观四案，可提炼出以下共性特征：

1. 证据核心化：监控视频、鉴定意见成为责任划分的决定性依据，法院愈发依赖客观证据还原事实，弱化“单方陈述”效力。

2. 标准合理化：对“安全保障义务”的认定，从“是否发生损害”转向“是否消除不合理风险”，警示标识、设施维护、设计合理性均为审查重点。

3. 过错精细化：普遍适用“过错相抵”原则，根据双方行为对损害的“原因力”量化责任比例，避免“全有或全无”的极端判决。

4. 个体责任强化：即便在公共场所，个体仍需对“显而易见”的风险承担注意义务，如行走看手机、闯红灯等行为，将显著减轻管理者或第三方责任。

四起案件折射出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：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并非“无限责任”，个体的自我保护亦不可“无限让渡”。司法通过精细化裁量，试图在“管理者便利”与“受害者保护”间寻求平衡，其终极目标并非“零事故”，而是“合理预防”与“公平分担”。

未来，随着城市空间进一步复杂化，场所管理者需摒弃“形式合规”思维，转向“实质安全”管理；公众亦需摒弃“我弱我有理”心态，重拾“自身第一责任人”意识。唯有如此，方能减少“意外”背后的必然，让每一次判决不仅解决纠纷，更指引行为。